1928年7月,我出生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洛舍镇。我的父亲虽然开了爿小小的杂货店,但主要还是经营私塾。由于我们是耕读传家,所以家里对我的学习很重视。我的童年本该是天真快乐的,但是由于日军的入侵,我们常常处于警报鸣响带来的恐惧中。

1948年,我从德清洛舍老家动身,经过杭州,来到富阳县的场口镇项家小学,开始了教书生涯。在项家,我很快结识了在安禾村小学教书的淳安人唐纳和在富阳中学教书的赵宇湘。我们一起写文章和小诗,并且将它们油印出来 ,寄给志趣相投的同学,生活过得很充实。

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的岁月,国民党政府妄图垂死挣扎,加强了对金萧支队根据地的重点清剿,党的地下交通网遭到了严重破坏。1948年11月1日上午10 点,我正在项家祠堂给学生上课,几十个国民党士兵突然闯进教室,把我押解到保长家中。我在那里见到了已经被关在偏房里的唐纳,立刻明白自己遭逮捕了。事后我才知道,抓我们的是国民党第九专署“戡乱队”的家伙。他们在保长家里吃了中饭后,押解我们向龙门方向走去。我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知道他们还要到龙门去抓捕几个已经暴露的革命同志。

金萧支队胸章

刚翻过岭头,永安山上永安寺方向突然响起了剧烈的枪声，接着传来一阵“缴枪不杀”“同志们冲啊”的呐喊声,只见几十个穿着灰色服装的金萧支队战士，像猛虎下山，一个个从永安山上冲杀下来。“戡乱队”的脓包们,一见到这种架势,立刻四散逃命。就这样,金萧支队的战士们把我与唐纳从敌人的虎口中救了出来。

从此我正式参加了金萧支队。刚开始,我在支队民运队工作，唐纳到鸡鸣社(金萧报社)工作。此后的大半年时间,我和金萧支队的战友们,参加了第一次外线出击,辗转富阳、诸暨、金华、建德、桐庐等地,参加了楼家塔、白门车站、草塔等大大小小的战斗。第一次外线出击回来后,我升任金萧支队场口民运队队长。

金萧支队成立地点诸暨黄家店

1949年5月初,我们与南下的解放大军会师,一起进入富阳县城迎熏镇,迎接了富阳的解放。富阳解放后,场口民运队配合解放军,参与了对富阳、桐庐等地的枪支弹药收缴工作。

1949年秋冬之交,为培养选拔干部,组织上在余杭老县城专门为九地委管辖区的党员干部举办了几期培训班。所有金萧支队的党员都去参加了培训。学成归来的同志,少部分留在专署工作,大部分调往外地。

当时,每一批党员干部培训班的学员,毕业后都由县委派专人接回来。有一回,我和县委民运部的南下干部邱玉风同志,奉命到余杭接学员。我佩戴一支手枪,老邱背了一支步枪,从余杭老城出发,翻山越岭,小心翼翼地护送着108 名学员返回富阳。当我们进入到春建乡的咸康山时，突然遇到了土匪的冷枪。幸亏我们一路高度警惕,遇惊不乱,迅速采取了就地隐蔽等有效的措施。最后,胜利地带回了这“108 将”。

1949年6月,富阳县委、县政府成立,标志着富阳的地下党已成了执政党,肩负起巩固、建设新政权,发展国民经济,领导全县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大量的青年人才。

当年秋天,浙江省人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三代会”,即优秀团员、青年、学生的代表大会。富阳县派出了两位代表。一个是代表县团工委的我,另外一位是学生代表。浙江省委非常重视这次“三代会”,当时的省委书记谭震林、省委副书记谭启龙出席了会议，谭启龙副书记作了专题报告。

“三代会”结束后,全省各地的共青团工作掀起了一个高潮。一时之间,富阳的团工作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当时，我的职务是团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没有部长)。事情千头万绪，责任重大,我时刻告诫自己,要用兢兢业业的工作来回报祖国与人民的重托。1949年到1951年,县团工委先后在太平区、富阳中学等单位发展建立了团的组织，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后备人才。

回顾自己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感慨万千,当然,更多的还是欣慰。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我庆幸生活在伟大的祖国,庆幸自己亲历了共和国70 多年的辉煌历程。对我们的党和国家，我充满了感激，也无比期待在其带领下走向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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